【清平乐】看成都——交子街

【清平乐】看成都——交子街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数钞票的，早在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成都就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这是老成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世界之最之一。

有关交子的起源，历史上是这样记载的：宋初，随着经济的发达，用铁铸钱币进行交易已不能适应需要，成都遂出现了专门为外地商人保存铁钱而收取保管费的铺户，“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作凭证，称“交子铺户”。

由此，老成都那众多的街道中就有了一条见证“交子”诞生的街道——“交子街”。

堪称“世界之最”的中国第一张纸币发源地成都交子街，后来因谐音被讹为“椒子街”，在上世纪90年代旧城改造中变为现在的均隆街。如今，这条毫不起眼的小街静静地湮没在东风大桥旁的“均隆街”上——1997年府南河工程改造完毕后，交子街被取消，与均隆街合二为一，这两条街就只剩下了一个名字：均隆街。今天，你到均隆街去，在东门大桥一端，就能看见一面长30米、高2．55米的钱币雕塑墙，墙上有两个很小的字：交子。

北宋初年（公元960年）民间出现了楮纸券“交子”，类似银行兑换凭证或现金支票，经营者叫交子铺户。

成都城中的富商们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凭证，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存款人若要提取现金，需交纳3%的手续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是所谓“交子”，又名“楮币”。不过那时的“交子”，还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最多相当于后来的银票或今天的支票吧，还算不上真正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易的日盛，“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立分铺。起初的交子铺还是很讲信用的，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用“交子”替代笨重的铸币去支付货款的情况日渐增多，于是这“交子”就逐步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又开始印制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使之成为了真正的纸币。只不过尚未取得政府认可，那时的“交子”还只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后来，可以想象的是，有些交子铺户发现了印制“交子”有利可图的秘密，开始滥发“交子”，挪用存款，引发通货膨胀，激起民怨事端，造成争讼不断。

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府即成都府张咏整顿交子发行事宜后，交由成都王昌懿等十六户富民经营交子铺。交子逐步成了与铁币具有同样职能的信用货币。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这样又经过一段时间，因铺户中有挪用资金的行为和兑换拖欠引起诉讼的事件。至天禧末年（1021年）成都知府寇堿曾劝诱交子户主王昌懿等关闭交子铺。

 宋仁宗圣元年（1023年），“交子”改由地方政府垄断发行，并禁止民间私造，设置了益州“交子务”，发行“官交子”。交子以铁钱作为本位，每界（期）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另储备铁钱三十六万贯，以保证交子随时兑换。交子以两周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商民向官府持旧换新，每贯交纸墨费三十文。起初交子只在全川流通，后来发行数量越来越多，交子流通的地区扩大到陕西、河东等路，官府便在开封设置交子务，专门负责交子的印造发行。

至此，世界上最早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就在北宋中国的成都府交子街正式面市了。这一具备了现代纸币各种基本要素的“官交子”，将还处在黑暗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它的横空出世，比瑞典（1661年）、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正式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

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宋朝政府把交子改为“钱引”，随后，将管理纸钞的机关也改称为“钱引务”。费著《楮币谱》载：“所铸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蓝；曰红团，以朱。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如王祥孝感、跃鲤飞雀、诸葛武侯、木牛流马……”钱引以三种彩色套印制成，民间不易伪造，从而大大提高了纸钞的防伪性能，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通用。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纸币制度。

 这条由于“交子”而得名的世界上最早的金融街，与一种树、一个人有着极深的渊源。

 一个人，就是著名的“交子”之父——宋仁宗时候的益州知州张咏。张咏（946—1015年），北宋名臣，曾两次担任益州知州，恩威并用，蜀民畏而爱之。正是在益州知州的任上，张咏规范了“交子”，使其由民间商铺自发的一种担保货币成为了官方认定的纸币，正式在市场上流通。因此，人们称他为“交子”之父。

 一种树，就是指用来制作“交子”的构树。当时在成都府所属的双流一带，漫山遍野都生长着构树。由它的树皮可以用来造纸，因此，就成了制造“交子”的最佳原材料。设立“交子务”以后，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监官戴蒙在成都设立了“抄纸院”，由官方设厂生产印造交子用的专用纸张，这是宋朝政府建造的第一家钞纸专用生产厂，双流因广栽构树，成为“印钞厂”的主要供货方。

《全蜀艺文志》中找到一段文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增1员；掌典10人……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  
这表明官方发行的“交子”印制地在东汉城西的净众寺。净众寺元末明初更名为万佛寺，明末毁于战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为万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门通锦桥一带。

而交子流通在东门码头——均隆街靠近东门水码头，当时因为交通便利，宋代曾经商贩云集。中国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发行流通地就在码头附近。

13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东方，被元代中国人使用的“交子”惊呆了。1298年，他在那本著名的游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马可·波罗写道：“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无可辩驳地认为，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宋的经济繁荣与货币短缺，而四川茶叶和马匹等贸易的发达以及四川铁钱的笨重，导致交子在相对独立和特殊的四川诞生，原因正是“患铁钱重，私为券”。交子最初作为私人票据成为贵金属、丝绸等货币的替代品，可以理解为一种早期汇票。

　　随后，民间交子开始步入官家视野，在得力地方官几番推动之下，最终应运而生。从宋朝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开始，宋朝政府正式发行“交子”纸币，数量为1880000贯，此后两年一次的发行额度都是1256340贯。伴随着国家的介入，交子获得更大成功，不仅解决了私人交子存在的信用问题，也受到从事跨地区跨国贸易的四川茶叶商人欢迎，导致“交子”在交易之中存在溢价交易，常常是以高于标价交易。

　　交子商业上的成功，也使得交子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部分，而宋日益增加的军事开支也在寻找办法，各种金融创新继续发酵。为了为军需提供保障，鼓励商人运输物品到边疆，宋朝当局甚至还发明了一种期票，那就是“现钱交引”，以节省商人的运输货币费用。这些票据进一步兑现成铁钱或“交子”，运转情况不错，发行权后来也集中在首都开封。

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几十年，伴随着王安石的激进新政与边疆战事的急转直下，货币流通数量开始膨胀。从铜钱来看，仅1073年到1084年十年，宋朝铜钱的产量翻了两番，超过了每年500万贯。交子的贬值速度就更为惊人，而随着政府发行量与流通中交子数量不断攀升，茶叶由私人转向国家垄断经营也导致交子需求降低，人们对于交子的贬值预期又导致交子的进一步贬值。

交子之后，其继任者有会子等纸币，但都是因为作为抵押物的宋代财源不断因战争备受侵蚀，而步入滥发贬值之路。纸币发行的速度总是赶不上纸币贬值的速度，南宋朝廷为了攫取民间财富，弥补巨额财政赤字，走上了滥发纸币的不归路。

不论交子还是会子等纸币，最开始发行时往往是私人发行，这不可避免有局部的混乱，比如最早私营交子的富商经营不善，于是国家开始介入发行之后民间往往自动选择国家，私人纸币也因此被挤出市场。这意味着最开始国家往往比私人更高的信用度，甚至溢价使用。不过国家一旦过分滥用这样的信用，滥发货币，最终必然遭遇贬值，被市场抛弃。最后，宋朝陨灭也成为必然的命运，“变成了一个寄生政府，受到自己臣民的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