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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往事之一:父母的国库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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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国库券，是我对债券的第一个印象。应该是我上初中的时候，父母一个月工资大约40元左右，有一天回到家，听父母亲说到这个月的工资中，有一张是5元的国库券。

后来我知道，那是国家恢复发行国债了，操刀的是财政部。1979年、1980年出现，财政部想起建国初期发行公债的事，就在预算司搞了个“债务处”，准备恢复国库券发行。虽然名字叫国库券，但期限是中长期的，，1981年开始实行。当时发行的都是实物券，面值有1元、5元、10元的，也有50、100、1000、1万甚至10万、100万元等。

初期的《国库卷条例》规定，“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国库券的发行，政策上是“自愿量力，不要强行摊派”，实际执行上，开始是动员，后来直接在工资里扣。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单位都有销售国库券的任务，不扣完不成任务。

再往后，除了国库券以外，父母的工资中陆陆续续也有了铁路债券、化肥债券等其他的新品种。推销这些债券的方式，除了单位直接在工资里扣之外，也有与粮油管理部门合作的。那时每个家庭的粮油定量定点供应，凭户口簿买，粮油站规定买米必须认购一定金额的铁路债券。这也算那个年代特有的营销方式吧。

国库券不许转让，活钱变成了死钱，可老百姓总有急需要用钱的时候。于是，“急用钱的人找熟人将未到期的国库券兑换出去”。“国库券信用好，10元的能换回来7、8元钱。大家担心铁路债券到时兑付不了，所以铁路债券常常10元的只能换回来5元现金”，父母回忆说。不过，这些债券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单位有个同事在经济上出现了亏空，被发现后，领导为了维护单位形象和挽救职工，号召员工借款支持，可以用债券代替，所以有不少人就把债券借给了那个出现亏空的同事，尽管不情愿”。这也算趣闻吧。

因为有利可图，社会上就有了国库券票贩子这门生意，也“有广州佬专门到县里来收国库券，收购价格有的甚至打对折，但也有老乡愿意卖给他”。“用老乡的话来说，这张纸有什么用呀！能换几个钱就换几个。”这种现象，显然与制度设计者们的愿望不相一致。从资料看，当时为了取缔国库券黑市，打击票贩子，财政部、、，声势还比较大，但也就管用一段时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阻不如疏。再往后，财政部、，允许国库券自由买卖了。1988年4月，挑上海、广州、深圳等7个城市试点，1988年6月扩大到61个城市，1990年扩大到全国地区以上中等城市。此后，国库券市场走向全面开放。在这个过程中，也诞生了“杨百万”等一批靠捣腾国库券而暴富的百万富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债发行强行摊派的方式，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父母的记忆里，也就大约持续了两年左右，之后父母的单位已不再强行扣缴工资认购国库卷了。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在小县城里长期从事商业或银行工作，对国库券的价值还是知道的，对于认购的国库券和其他债券，也整理、记账，小心奕奕地放好在锁住的抽屉里，到期一一兑付。最晚在我上大学期间，父母手上因摊派而认购的纸质债券已经全部兑付完毕。虽然不多，但对于经济条件一直较为紧张的我家来说，也是一笔不算小的有用的钱。用如今的话来讲，“蚊子再小也是肉”。

1988年，财政部开始尝试市场化方式发行国库券，当年并不顺利，只完成大约40%的发行额度。1991年，财政部在小范围试点承购包销，之后逐渐发展形成了国债承销团制度。

我国的债券市场，起步于摊派，发展于市场，成熟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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