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0日、11日、12日，，下午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第二天上午数学，下午语文。第三天这是加试，可考可不考外语，外语是当时不是必考的。这场四十多年前的考试，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的人生转向。
揣着北京市密云县塘子中学13考场的准考证，钱颖一敲开了梦想之门，成为恢复高考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的首届大学生。
钱颖一1977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当年的准考证，他保存至今。1977年12月10日、11日、12日，高考考三天，，下午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第三天是加试，外语当时不是必考，但爱好英语的钱颖一参加了考试。时隔40年，这些细节，他还历历在目。
清华求学，哥伦比亚、耶鲁、哈佛深造，斯坦福、马里兰、伯克利任教，归来执教母校。有人问他，当年，如果没有参加高考，他的人生会是怎样？
已经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钱颖一说，人生没有假如！
2010年7月，在毕业典礼上，钱颖一院长和白重恩副院长为本科第二学位毕业生颁发证书。
记者：如果没有高考，会怎样呢？
钱颖一：那就完全没法想象了，也许我的路径就完全不一样了。恢复高考，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高考，就这一件事，改变命运。这都是人生没法计划的，人生不能假设吧。
钱颖一：我们那年是各省分着考，每个省都不一样，它不是全国的统一试卷。我们那个作文题叫作《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是北京市的。我们的战斗就是农活。
1977年的高考，考试的具体时间各地有差异，却是唯一一年冬天考试，第二年春季入学。当年高考，四门课总分400分，钱颖一考了360多分；当年，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273000人被录取，818名佼佼者来到向往已久的清华园。
，北京市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1972年8月，他随父母从贵州回京，插班进了和平街一中，读了一年半高中。当时的高中学制两年，钱颖一所在班级的学习氛围还算不错。
钱颖一的高中毕业证。
钱颖一：刚开始1972年的时候，有点想让这一批直接上大学，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学习氛围都很好。1973年，高校招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张铁生交了白卷。我们前面那一年半念的还都是挺努力的，突然出了个交白卷，“哗”一下子就改了，还是得从工农兵里面招大学生。然后我们所有人73年底毕业，74年4月份就都去插队了。
，物理课叫工业基础课，化学课叫农业基础课，书本单薄，内容简单。钱颖一在家里是老大，，背到乡下自学。在密云县塘子公社丰各庄插队的四年，钱颖一从未放下过书本，尤其酷爱数学和英语。
钱颖一：生产队是密云县最穷的，是在山上，我在那是待了四年，什么活都干过。修水渠、养猪、做饭，挑水抗旱，种菜、割草、种麦子、种土豆、种白薯，我们全都干过。我的英语和数学都是田埂上学的，我念英语，听着你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英语教学节目，我就跟着学。
优秀大学生金融专业硕士夏令营。
中学时，在传达室旁的小屋里，听着卷带式录音机读《英语900句》，插队时，带着从王府井外文书店内部书店小书库里，复印的纸张发黑的《新概念英语》，在知青点坚持自学。上大学前，钱颖一已经自学完成《新概念英语》一到四册。
钱颖一：我插队的地方是要到北京站坐火车，三个半小时才能到我们那，不是你现在的概念，“哗”高速公路就过去了。《新概念英语》学到第四册的时候就难了，我就积累很多很多问题，我可能两三个月回城一次嘛，每次要到梁从诫他们家去一次就问这些问题，答疑。梁从诫的太太，我的老师方晶老师，先问她，她不懂了问她丈夫梁从诫，梁从诫英语也挺好的，他们俩不懂了，说咱们到里屋去，有一个人，我们都叫他金爸，然后就去问他，他就“哗”都给我们解答了。金爸是谁呢？叫金岳霖。
报名参加高考，对钱颖一来说，顺理成章，不过，应届生同时参加高考，对他们这些知青而言，却是很大的压力。分析过自己的优势，必然是数学和英语，他心目中的最佳志愿是北大的数学专业，遗憾的是，当年只有清华的数学专业招生，这便成了他的第一志愿。
钱颖一：那个时候报考，传统观念是数理化、理科，1977级和1978级很特殊，招生的时候不是所有专业都招，它招的很少，因为那个时候很突然恢复高考，，只是开放了一部分专业。我说我也不一定将来就做数学，但是我觉得数学对学别的都有用，很天真的一个想法，事实证明是对的。
清华大学的数学专业和北京大学的物理专业，集中了恢复高考第一年最高考分的学生。在39人组成的清华“数七班”里，学生年龄从16岁到31岁不等，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丁石孙的儿子都在“数七班”。
钱颖一1978年3月清华入学照片。
钱颖一：我们这个班，很特殊的班。我们那时候都跟现在不一样，什么课难，学什么课，因为大家都被耽误了。所以大家对这个机会都非常珍惜。前面没人指导，也没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没有那些框框，（更有）开拓精神。
清华园开放、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滋养着干涸的青春，钱颖一埋藏心底多年对知识的渴望，尽情地释放。国内多位数学家给“数七班”授课之外，钱颖一和他的几位同学还正式上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陈省身教授在北大开设的微分几何课程，六十年代有过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经历的戴新生教授，更是鼓励他们走出国门，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凭着清华大学优异的成绩单，凭着几位沟通中外的教授的推荐信，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钱颖一提前毕业，去美国深造。
钱颖一：我们说怎么申请出国？你就写申请，我们搞点推荐信，那时候没有托福，没有GRE，什么都没有，要交20块钱报名费，我们还申请免交。清华里面，包括教务处、国际办，包括校长、书记都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因为没有规章制度，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也都是通过很特殊的安排。
1981年秋天，清华学堂前，自行车后座上放着海鸥120照相机，钱颖一和他的五位同班同学自拍留影，他们同时提前毕业，同时申请到了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钱颖一对话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在美国，钱颖一先后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之后转读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在耶鲁，他有了一次特殊的相识。
钱颖一：我那时候认识吴敬琏，他讲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问题。我1983年9月在耶鲁认识他，中国经济的问题都听他说的，说50年代改革怎么回事，谁叫孙冶方、顾准，计划经济怎么回事儿，这些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我在农村那么长时间，自然就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好奇、有兴趣。当然你要对社会问题，对国家命运很关心的，你就会开动脑筋去思考，（这同）我后面转学经济学是有关系的。
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学，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八十年代，钱颖一曾到沈阳调研国内第一个股份制改革的金杯汽车，还曾做过当时比联想还有名的四通公司的股份制改造项目，1988年，中国最早的8只股票和国库券在工商银行上海静安寺分理处试点挂牌交易，钱颖一也去实地考察过。
从转攻经济学到成为学界大家，钱颖一始终致力于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来探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金融的稳定与发展》等等，这些学术成果的背后，是一代人的热血与担当。
钱颖一：我们第一批80年代（到国外）念经济学的，现在好多都在做院长，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绝大部分都是数学和物理的本科，我们有数学工具，第二个特点是相当多的有过插队或者是工厂工作，或者当兵的经历，对中国的改革或者是中国经济的改革有兴趣。
2016年，钱颖一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经济学奖是我国目前规格最高的经济学奖项，旨在奖励在经济学学术研究上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经济研究跨界教育改革，这是2006年起，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后，钱颖一一直的追求。两次转型，他认为背后的逻辑相通，都是为了中国的进步与现代化，只是历史的阶段不同，从事的领域有差异。
钱颖一：教育确实是很重要的领域。咱们又回到1977年高考改革，有了高考改革，才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人才。中国很重要的是改革和开放，开放是靠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重要的交流是人，进进出出。没有高考的改革，不可能有后面的人才的出现，也不可能有国际交往。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又是一个轮回，那个时候是处于封闭的经济，40年后，今天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今天的节点，再往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可能还要至少三四十年，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今的清华大学经管院，集合了各省高考成绩最优异的学生。钱颖一希望对他们的培养着眼于长远，不论是通识教育的开展，还是先“育人”后“育才”的理念，都源于此。就像他儿时挖何首乌，刚看见何首乌的头，就急着拽出来，往往会弄断，只要有些耐心，大头就在里面。
钱颖一在“与院长的下午茶”活动中与本科学生交流。
钱颖一：所谓的成功，你能成为很出头露面的人。我们（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是在不同的领域，英文叫make a difference，不是说与众不同，也是由于他可以带来不同。上次听到一个学生讲，她说她哪怕是做家庭妇女，都要（与）别人不一样，相夫教子，也希望（与）别人不同。现在可能更多的偏向于拔尖创新人才，我们把培养的目标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培养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有素养的现代文明人。第二个是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可以脱颖而出。
近90万字两卷本的《大学的改革》，是钱颖一过去十年教育改革探索的成果。这十年，他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也没有主持过一个研究中心。立足当下，经济学家跨界教改实践，又将进入“新常态”。
钱颖一：过去人口红利现在消失了，现在要发挥人才红利。未来经济的发展要靠创新的驱动，而创新的驱动是要靠人的创造力，对人的创造力的要求更高。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光是经济上、创新上、科技上有地位，也应该在人类文明的现代化的程度上要有地位，这就取决于人的素质、素养（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就更高了。
记者：所以要在育人和育才上要如何做？
钱颖一：都要有新的高度和新的突破，才能适应中等收入阶段向未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的国家行列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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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等同于知识
钱颖一
大学的价值：训练大脑会思考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对教育从认知到实践都存在一种系统性的偏差，这个偏差就是我们把教育等同于知识，并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授知识是本职工作，学生学习知识是分内之事，高考也是考知识，所以知识就几乎成了教育的全部内容。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深入人心，但是，创新人才的教育仅仅靠知识积累就可以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教育必须超越知识。这是我对创新人才教育的一个核心想法，也是我们提出教育改革建议的出发点。
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在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首次到美国访问，有记者问他声音的速度是多少，爱因斯坦拒绝回答，他说，你可以在任何一本物理书中查到答案。
接着，他说了那句特别有名的话：“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
在今天，很多的知识可以上网查到。在未来，可能有更多的知识机器会帮你查到。所以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在当前和未来更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就是通过机器进行深度学习来工作，而这种学习过程就是大量地识别和记忆已有的知识积累。
这样的话，它可以替代甚至超越那些通过死记硬背、大量做题而掌握知识的人脑。而死记硬背、大量做题正是我们目前培养学生的通常做法。所以，一个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未来的人工智能会让我们的教育制度下培养学生的优势荡然无存。
不久前，人工智能机器人参加了高考数学考试。报道说有两台机器人，得分分别是134分和105分（满分150分）。这只是开始，据说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目标是到2020年能够参加全部高考。所以，经济发展需要“创新驱动”，人工智能发展势头强劲，这些都让我们认识到对现有教育体制和方法进行改革的迫切性。
知识越多未必创造力越强
我在教学实践中强烈地感受到，创造性思维的来源之一是好奇心和想象力。
创造力确实需要知识的累积，但除了知识，还需要什么呢？爱因斯坦说过，“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好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他说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觉得是我们过去比较忽视的。
受此启发，我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说：“创造性思维=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这个简单的公式告诉我们，知识越多未必创造力越强。
因为人接受的教育越多，知识积累多了，但好奇心和想象力可能减少，所以创造力并非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加，好奇心和想象力通常会逐渐递减。
为什么？因为我们后来学的知识都是有框架和设定的，不管什么知识都是这样。在学习这些知识的时候，你的好奇心、想象力往往会挑战这些知识框架，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的挑战是错的。因为经常受到打击和否定，所以客观上压制了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连爱因斯坦都曾经感叹，好奇心、想象力能在正规教育中幸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这就形成了创新人才教育上的一个悖论：更多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因压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性。所以两者的合力让我们判断教育对创新人才产生的作用变得困难，但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有些辍学的学生反而很有创造力。
因此，并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必要的其他元素。
功利主义扼杀了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的来源之二，是有更高追求的价值取向。
创造性思维不仅取决于好奇心和想象力，还与价值取向有关，所以当我们讨论创新人才教育时，它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和能力问题，也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比较急功近利的社会，盛行短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对创造性思维是很有害的。不久前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2017年毕业生典礼上的演讲，主题是讲人要有追求，要有更高的追求，就是要超越短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我把创新的动机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三种价值取向：一、短期功利主义；二、长期功利主义；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后面的比前面的有更高的追求。
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有更高的追求，为了填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流；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有更高的追求：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变得更加幸福。
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具有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有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是具有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少了，甚至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所以，我们之所以缺乏创新型人才，除了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主义。急于求成的心态、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导致更多的抄袭、复制，而较少真正的创新，更不太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改革不易，但变化令人鼓舞
基于以上的反思，我认为创新人才的教育需要创新的教育模式。
我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教育应该创造更加宽松的、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第二，在教育中要更好地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第三，在教育中要引导学生在价值取向上有更高的追求，避免短期功利主义。
这就对教育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目前学生培养方案的设计多以学生掌握知识的深度、广度为出发点和考核点，总觉得学生学得不够多、不够深，学得不够实用、不够前沿。但是如果我们更关心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更关注学生的价值取向，那么我们的教育模式就应该有较大的改变。
在实践中，我也体会到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传统的观念、市场的压力、社会的环境都是制约因素。但是，对学生好奇心、想象力的关注，在社会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共鸣；学生的个性发展也被上升到越来越高的高度。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变化。
所以，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对创新人才需求的增加，创新人才教育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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