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味道!民生路上的永春五里街

        过去，五里街丁字街头至永春实验小学有一条约200米的老街，楼房都是三层骑楼，人称“民生路”，是当时五里街最富有的街道。这里曾汇集了永春的金融机构和富人住宅，老五里街人调侃它是“香港路”“富人街”“美国华尔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生路 

 华严室

        丁字街头民生路南侧有一座庙宇叫“华严室”，大家习惯称它“释仔”，是五里街香火最旺的神佛供奉地。每逢初一、十五佛生日，大殿长案桌上摆满供品，前来点香许愿磕头膜拜的信男信女极多。有时香多得香炉没地方插，就干脆插在大殿镂空盘龙石柱上。华严室大门内还有一个砖头砌成的金炉，整天烟雾缭绕。华严室的院子里还有个戏台，逢正月或七月普度，连日上演高甲戏、木偶戏或放电影，闹热非凡。大人坐在庭内和殿内看，小孩则爱坐在围墙头上看，很是惬意。费用由各店头募集或从添油灯钱里支出。

        农历7月24至26日，是一年一度的释仔普度，热闹无比。四面八方赶来朝拜的信众人山人海，整个“释仔”殿烛影晃动，紫烟缭绕，挤得水泄不通。到了26日下午普度仪式迎来高潮，道士高高坐在祭坛上，不停地口诵经书，大庭中纸钱堆积如山，整整烧了大半天。最后道士施展法术，从道袍里不断地掏出硬币和糖果饼干抛撒，以示普度众生，在场观看的人们争先捡拾。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大办食堂，华严室成了西安居民食堂。放学后，我和姐经常来这里打饭。我扛一根扁担，拎一个可以放地瓜的小竹篮，姐提一个装铝锅的大菜篮，一起到华严室大殿排队买饭。那时的大殿安放着一条约四五米长、四五十厘米宽的“大板椅”，上面摆列六七个大杉木饭桶。姐姐拿锅排队，我拿扁担菜篮在旁边等。轮到我们了，姐赶快把铝锅摆放在“大板椅”的一头，递上饭票，让炊事员舀稀饭称地瓜。当时居民每顿定额供应稀饭大约是2小两，刚好是一大勺——大概可以盛两大碗，稀得照出人影。

        

        那时这些炊事员很神气，要吃饭随手舀，要吃地瓜随手拿，个个吃得肥滚白胖。如果遇到熟人或干部，舀的稀饭会稠一点；不熟悉的，铁勺子稍稍一搅，浮上几颗饭粒让你瞧得见，舀的尽是水。称地瓜时，遇到熟人挑“竖种”的（“竖种”地瓜生长期长，薯肉又松又甜）；遇到不熟悉的，捡的尽是不好吃的“60天”和“新种花”。

        姐眼尖，经常排在炊事员仙土婶的队伍，因为仙土婶与母亲是好友，她舀给姐的稀饭自然稠一些，称给的地瓜也好吃、量也足。姐还会主动与仙土婶打声招呼，仙土婶含笑看了姐一眼，然后从桶底舀稠一点的给我们，或舀快一点到铝锅里——勺子流掉的少。有时看打饭的人少，姐就让别人先打饭，故意磨蹭走后面，仙土婶见没其他人，自然会多添一点给我们。

        当时大殿左侧后面一间暗室，被弄成“桑拿浴”房间，谁得水肿病，赤身露体在里面蒸一蒸，流流汗，水肿就消了。可是治标不治本，困难时期吃不到有营养的食物，过两天，全身又浮肿了……

        ，，把从各家各户抄家收来的古书、字画、神主公嫲牌堆在大庭里烧了一天一夜，灰烬堆成一人多高……

        十几年后，华严室重新修复，比过去更加金碧辉煌，信男信女更众，香火更盛……

 昔日热闹的五里街市 

庆旦的杂货店和阿鲜

        “不识庆旦阿鲜，不是五里街人”。提起五里街食杂店，不能不提起吴冾利商行，创办人吴昭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永春县商会会长，后去南洋发展，国内家业由长子吴庆旦承接。庆旦店在“释仔”对面、民生路北侧靠丁字街头一列的五个店面，专门卖自家酿造的酒醋酱油和食杂，店后有一座很大四合院和一个大门口庭，是庆旦家酿造酒醋酱油的作坊。庆旦为人憨厚老实，卖的酱油甜醋酸酒香，不掺假，做生意妇孺无欺，宁舍利而重邻里，很得五里街人赞誉，故有人戏称他“戆旦”，但多数人都叫他“旦叔”。小时候煮菜没有酱油盐了，母亲会说：“去旦叔那间酱油（盐）买一些回来。”

        旦叔人敦壮，长相虽有点粗粕，但做生意货真价实，老五里街人喜欢找他买调味品和咸菜。五里街有一句口头禅：“死死六公且，豆干菜晡贴（即海蛰）。”说的是穷人生活困难，三顿吃的菜不变样，老是价格便宜的豆干、咸菜晡和咸海蜇。当时一块咸豆腐2分钱，一斤咸菜晡或一斤海蜇是1毛5分左右。故他的店尤受中下层市民欢迎，整天生意兴隆。

        旦叔姓吴，讳忌“吴狗”一词，闽南话数字“59”与“吴狗”又是谐音，做买卖又难免要经常说到“59”这个数字。故每说到这个数字，他就有意避开。如数钱，他就念：“55、56、57、58、嗨啰嗦、60、61……”计算货款，单价5元，买9件——念乘法口诀：五九四十五。他就念：嗨啰嗦四十五。久而久之，五里街人就戏谑说：“嗨啰嗦来了”“到嗨啰嗦店里买一些盐回来……”

        旦叔有六个儿子，个个长得高头大马。我只认识其中两个：二儿子阿鲜和三儿子宗耀。1975年我招工去天湖岩矿井，在掘进五队当掘进工，宗耀在天湖岩矿井当五连副连长（即副矿长），干活拼命，很得大家好评。

        阿鲜，背后有人叫他“鹅鲜”。他没有多少文化，在五里街打杂生活。1965年，政府号召城镇闲散青年去下洋新村落户，阿鲜去了。可是去没几天，他不习惯山村静寂生活又跑回五里街了，从此再没有去新村。在五里街做小买卖，卖猪肉。，他看外地学生被打，参加，臂膀挂上“新永春公社”袖章，整天在街上追宣传车，有时追到州里去，在丁字街头跟人家辩论……一天他经过我家门口，突然从通用厂那边窜出一个穿军装的人，手拿一块石头朝阿鲜头上就是连砸三下，紧接着跑了——“哇苦——”只见阿鲜大叫一声，头上鲜血直喷，他捂住伤口想追，可砸他的那个人早已逃之夭夭了……后来听人家讲：砸他的是参加“筹委会”的儒林人李。

        这几年阿鲜不卖猪肉了，常替厝边头尾打杂——每逢五里街婚丧喜庆红白事场合，总有他的身影：打扫门庭，买菜买肉，搬椅摆桌，捧碗递茶，招呼客人，点香放炮……忙得不亦乐乎。

        “阿鲜”其实不戆且“和杰”义气，他经常来我家找父亲聊天募捐。一次他帮“释仔”募捐到我家，父亲开玩笑说：“阿鲜啊，我要捐多少才能保佑我？”阿鲜说：“彬叔啊，五里街谁不晓得你为人接骨做善事，儿孙拗（出色）哩！不用捐钱，释仔嫲也会保佑你。你供销社退休的，没什么钱，出5块钱就好啦……”“好好好，我出10块……”父亲笑着掏钱给他。

        前几天，我在五里街丁字街头走，“彬叔仔，怎么这么久没有看到你？”我抬头一看，是阿鲜，他大大咧咧地说，“你退休了？”“退5年了！”我惊讶地说，“你认识我啊？！”“你不是那个在进修学校教书、省政府奖励你一辆小轿车的吗？你和你爸脸型很像……”我问：“你今年几岁了？”“属蛇的——街道蛇，五里街蛇！76岁啦！……”我笑问，“你叫什么名字啦？”“吴宗明——你就叫我阿鲜就是！”

      阿鲜是五里街普通人物的典型代表。五里街需要阿鲜，阿鲜也离不开五里街！

 “美美”照相馆 

        “释仔”往南就是“美美”照相馆，公私合营后成为国营照相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美”照相馆是永春最好的照相馆，整天顾客盈门，六七个照相师傅忙得不可开交。楼上是顾客照相和冲洗相片的地方，布景大厅里还有一辆小三轮自行车，小孩子喜欢坐在车上照相；楼下是陈列厅，玻璃橱窗高大宽敞，里面用红绿绸布为背景，陈列着电影明星和俊男美女的彩色相片。

        1957年，父亲曾到“美美”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像。相片被放大加彩成一尺见方的个人肖像，，供人参观。照片上的父亲帅气俊美，满脸笑容，阳光灿烂。当时我在实小上幼儿园，每次路过这里，总喜欢趴在橱窗上看看。有一次，我告诉同学少鸿说这是我爸爸的相片，他不信。我就带他去父亲工作的建美商店，亲口喊了一声爸爸，他才信了，但却说：你爸爸那么帅，你怎么都不像你爸爸？

        1961年春节，正逢大哥刚上大学回来的寒假，我们到“美美”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相师傅给我们每个人拢好头发，摆好坐姿，然后叫我们看他手中的铃铛，只见他“铃铃铃……”才摇响铃铛，“好！”一声，全家照就拍完成了。几天后去取，相片照得很自然，只是每个人脸上都有些浮肿，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泛水肿的痕迹。

 皮塑厂 

         皮塑厂在“美美”照相馆往南下去几间。解放后是木屐厂，小时候我很喜欢看师傅拿剁刀“辟辟嘎嘎”剁木屐，三剁二削，一只木屐不用5分钟就剁好了，动作十分娴熟。上世纪60年代，木屐厂改成皮塑厂，除了剁木屐，还制作皮鞋布鞋。

        皮塑厂的厂长兼书记是吕序源，现在厦门商会副会长吕清海的父亲。，我们去皮塑厂“四共同”（共同劳动、共同吃、共同住、共同学习），吕厂长也没叫我们干重活，只让我们给工人打开水，捡柴片。后来干脆让我们不要去，直接盖章给我们，说我们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表现很好。

        当时厂里有个30多岁的临时工叫周淑华，人长得很漂亮，每月只有十几元工资，整天给皮塑厂挑水、煮饭、打扫工场，常干得汗流满面……听说刚解放时，她是永春妇联的秘书。后来落实政策，她享受干部退休待遇。后来，她和我母亲成了好朋友，几乎天天来我家陪母亲聊天。

        厂里还有个身材高挑苗条、四十岁出头的美女，是姐姐同学李立礼的妈妈吴茂珍。她是永春解放前最后一任县长李逸云的夫人，南京人，气质高雅，为人低调。听母亲说，李逸云去南京读书时认识了李夫人。解放前，李夫人是县长太太，穿一身旗袍像贵夫人。临解放，，随后李夫人脱下旗袍，当起剁木屐的工人。后来，李逸云被分配到泉州中学教书，李夫人也跟随丈夫。1956年肃反，李逸云，李夫人又返回木屐厂当工人。我们去厂里参加“四共同”时，发现她静静干活，极少跟人家说话，一副荣辱不惊、心静如水的样子。有人开她玩笑，她至多莞尔一笑，谁也拿她没办法。

 银行遍布街道 

        解放前，民生路可谓“金融一条街”，特别是抗战时期，沿海大量银行内迁——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福建银行、集友银行、农民银行和永春银行等都集中在这里。

        中国银行在“补齿育”牙科诊所下隔4间“粗皮长伟”的店面，临解放时改为永春银行。交通银行就是在后来税务所的店面，集友银行在刘厝巷对面，农民银行在“蒲庆兰香室”隔壁，福建银行在李尧南住店下去几间。

        解放后，中国银行永春支行（又是中国银行永春总行）搬到原来福建银行所在的地方，有三四个店面，是永春最大的银行。早年，五里街人钱款存储交易都在这里进行。据说刚解放时，，，唯有存中国银行的可以兑现，原因是中国银行与海外流通，要信守国际银行存储保密和诚信规则。

        解放初，父亲积极买了一些国库券、公债。之后父亲被调往下洋地区工作，家中两个哥哥到外地上大学，母亲不识字，每年到期中签的公债由我去中国银行领回。1963年，那时我才12岁，去银行领钱，银行工作人员不让领，说我年纪太小，叫我回家拿户口簿和母亲的印章，才让我领回。

        那时，在银行工作的职员，工资比较高，个个穿戴比较整洁，让我非常羡慕。我班上有个叫赖淑英的同学，父母亲都在中国银行工作，她经常拿一些作废的账本来学校。我那时学习好，较受同学欢迎，她送给我好几本废账本，我用背面写作业记日记，很好用。

 蒲庆兰香室 

        在实验小学旁边有条小巷，小巷下去一间就是大名鼎鼎的“蒲庆兰香室”。宋元时，定居泉州的阿拉伯人蒲寿庚家族拥有大量海上船舶，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明清时，蒲家后代有一支迁居永春卓埔后溪寨（现达埔镇汉口村），成为永春蒲氏开基祖，并继续从事香业，制作和贩卖神香。1928年开建民生路时，蒲氏看准五里街的繁荣市场，在此地建置一间店面楼房和后面一间工场，于是有了后来的“蒲庆兰香室”。

蒲庆兰店 

        印象中的“蒲庆兰香室”店内非常宽敞，没有摆什么东西，只有店头案桌上摆着一点点神香和金银纸，整天没有人看店头。那时破除迷信，烧香拜佛的人不多，大白天到这里来买香的很少。店后隔着一条大圳沟，水井旁边有一间砖墙水泥平板屋顶的平房，整天关着门，黑乎乎的，平时也没有什么声响，只是经过时闻到馥郁的香味，看见房顶晒着一匾匾神香。

        “像这样的生意怎么养活一家人？”我小时候曾问父亲。父亲说：“你错了，零售的才多少，泉州、南安、安溪客商来这里成批采购的才厉害哩！”果然，晚上七八点以后，香室门口经常停放着载货的自行车，有人扛着一麻袋一麻袋的神香金银纸，扶上车后架绑好，然后踩着车走了……住民生路的人说：蒲庆兰赚钱没人识，白天冷冷清清，夜晚闹闹热热。

        ，，把祖上存积的黄金用布包藏在漆交篮里，准备拿去寄放在乡下亲戚家里。不知何因，。，政府才按银行价补偿她4000多块人民币。

        今日，民生路改建了，蒲氏后代还在那间旧平房里销售神香。他们主要在外地生产，成品运至这里销售。不必在夜晚偷偷摸摸出售，也不再是用自行车载了。但蒲氏还是低调经商——不打广告，不办什么显眼公司，都是顾客自己找上门采购的。我曾问过来这里买香的人，他们都说：泉州一带和海外虔诚的信男信女只相信“蒲庆兰香室”生产的神香!

（来源：桃源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