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四月某个夜晚

这种怀春女子般的欢喜与浪漫，也曾经在我的文艺心里生起过。但作为一个出身乡村的孩子，每当这时，我却会想起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翻开记忆中四月的日历，总有一粒种子在固执地生根发芽，哪怕我用意志和遗忘两块石头也压不住，它还是会在触景生情时，象野草般地探出头来。

三汇中学读高一时，只能住校，按照惯例，每月底最后一个周末，我都得步行30华里回家拿生活费。

正如翁卷所说，四月底五月初是家乡收割小麦和插秧的农忙时节。我是家里的长子，两个妹妹小，父亲多病又不事农活，所以我一般都很自觉地承担起家里的劳作。

这种“自觉”源于两件事情。一次是我最小的妹妹八岁时边哭边割水稻，直到眼泪变成汗水全部流干，直到后来在黑夜里直接睡着。另一次是我幺外公看到我妈妈在亲自耕田，气得破口大骂，他放下担子，跳进田里，夺过犁头，耕起田来。他一边抱怨我的父亲，一边心疼我的母亲，因为在农村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唯独女人不能耕田，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家庭死了男人，只剩孤儿寡母。

小小少年内心的耻辱感变成了责任感，所以大概15岁时，我就能够挑150斤湿谷子去石盘晾晒，即使肩膀压肿破皮，也能咬着牙挑一两里路远，一天跑十几个来回。

作为家里的半个顶梁柱，离家外出读书，不能帮助家里劳动，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梗。

四月倒春寒，放学后，天还在下着寒雨，本来要同行回去的同学不想回去，也劝我不要回去，但我还是执意要走。我想着回家拿生活费的同时，还可以帮家里做点农活。

从三汇中学出发，下了大岩口，天已经快黑了。幸运的是最后一班渡船正要启锚，船夫骂骂咧咧的，不知道是对我们还是对天气在抱怨。过河上坎，风急雨大，我借的雨伞被吹翻，衣服淋得透湿，寒冷从皮肤以风速侵入到骨头里。我开始跑起来以抵御寒冷，翻过全棚岩以后，进入了红军过草地时所遭遇的泥泞地，想跑也跑不动，脚上穿着爸爸买回来的二手翻新皮鞋，被泥泞撕扯，不幸脱线了。

这些年偶尔回乡下，看到很多田地都抛荒了，但在上世纪80年代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农民往往绞尽脑汁地占有临近的土地。我放牛时见过田埂被削薄到难以下脚，也曾亲历下方的农夫将上方的水田挖垮打架的事情。那天晚上，我走过的田埂路，不仅变薄了，农夫还将田里的泥提到田埂上以防漏水。

天越来越黑了，几户农家已经燃起零星的煤油灯，我甚至能透过窗子看到厨房旺盛的柴火。但我没有灯，也没有火把，只能凭着直觉往家的方向走，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连滚带爬。

过一个水塘的时候，我几次差点栽倒进去。有一次，我的手在下滑时下意识地抓住了一蓬刺，刺将我冰冷得有些僵硬的手划得鲜血直流。我看不到血，但我能够感到疼痛。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泪水和雨水混着泥浆一起糊在脸上，再由雨水冲到无边的泥泞中去。

这段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仿佛折磨了我一个世纪。我手脚并用，好不容易爬过水田区，路过一户农家，狗狂吠起来。我躲在一个谷草垛边，擦干眼泪，脱下湿淋淋的上衣拧干，将身子缩进草窝子里面，仗着年轻，放佛也没有那么冷了。

我歇了有半个小时，搓了两根草绳将鞋子固定起来，准备再次出发。这农家正在吃晚饭，有锅碗瓢盆的声音，我远远地只能想象饭菜的香味。饥肠辘辘此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将我从肠胃到身体收缩得越来越紧。近处的树，在细微的光中显得更加黝黑而紧迫，象上天布下的一个个棋子，将人的命运锁定在无边又无助的黑暗中。

雨终于小了一些，我很想去讨一个火把，但倔强的心却没有答应本能的欲望，我继续摸黑前行。

爬过山坡，进入砂石地了。脚下不再陷落，绑在鞋上的草绳也可以防滑。家是唯一的目的地，所以我走得越来越快，反正满身都是泥，也不在乎是否再次滑倒，因为估计再有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

正走着，前面出现了电筒的灯光，光柱刺进黑暗，胡乱地在雨夜晃动。靠得近些了，我听到他们在试探地喊我的小名。我一听，是父亲和母亲的声音，我赶紧答应着，向前奔去。三个身影清晰起来，一个是穿着雨衣的父亲，一个是戴着斗笠穿着蓑衣的母亲，在母亲后面的小小身影是我的大妹妹。

我颤抖着嗓子应答，踉跄地冲过去，忽然觉得自已不可以这么狼狈，赶紧慢下步子。

父亲快步跑过来，将伞支在我头上，手搭在我肩上，说，都以为你不回来了，明天一大早我就把生活费给你送到学校嘛。

母亲向来嘴巴硬，她拉着我的手，说，这种天气，跑回来干啥子嘛。我就说你要回来嘛，你爸爸还跟我说你那么聪明的，肯定不得这么笨。扭过头，她吼父亲，你说该不该来接娃儿嘛，还跟我争！话音未落，她却大声地哭了起来，惹得怯生生的大妹妹也在那里抽噎。

我装着没事人的样子，说道，这比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好多了嘛。父亲没有多话，紧紧握了握我的手，依然为我支着伞，手电筒的光却始终照在我的脚下。

回到家里，雨终于停了。打开门，正在打瞌睡的小妹妹一下子惊醒过来。我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个三汇盐锅盔，这是小妹妹的“心头好”，每次回家，我都会在学校门口的草棚摊子花五分钱买一个带给她。小妹妹咬了一口，又给大妹撕了一块。锅盔被水打湿了，上面零星沾着我裹了好几层的作业本纸。

爸爸将灶台上早就煨热的水端来，让我洗了脸，擦了身子，找来衣服让我穿上。不一会儿，大妹端来一碗姜开水，我喝下去，身体暖了很多。

我走进厨房，母亲正在给我煮红糖鸡蛋，殷红的炉火照着她的脸庞，我看她不时在抹眼泪，也不知道是在伤心还是被柴火的烟熏的。

我转过身，父亲正默默地站在我背后，四目相对，只是无语。过了好一阵子，父亲说，昨天运气好，刚好有个换国库券的，本来十元换八元的，结果你妈妈东说西说换了八块三。这不，够你四个月的生活费了。他摊开手，手上有十元的，也有两元一元的钱。他塞到我手上，让我数一数。

我有些楞了，平时每月生活费都是东拼西凑的。父亲在修公路，日晒雨淋，餐风露宿下来，月工资也不过47元，扣除必要的药费和任务性购买的国库券，还得给我留25元生活费，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的。

母亲很奢侈地给我煮个四个红糖鸡蛋，又拿了两根专门奖励插秧人的油炸麻花。我吃了一个鸡蛋，把碗递给妹妹，妹妹看了一眼母亲，没敢接。我说，快吃吧，哥哥今天中午吃了肉的。母亲命令式地说，你再吃一个，剩下的大妹二妹一人一个。

老房子是有客厅的，但我们一直就呆在厨房里，向着灶火，仿佛这里才是家的全部意义。尽管手上的伤口还是生痛，我尽量藏着，脸上是满不再乎的平静。

我早早地上床睡觉。明天，还得插秧呢。半夜，母亲到我床头来坐了好久，我其实并未睡着，闭着眼晴，听到了母亲轻声的啜泣。

许多年过去了，钢筋水泥的城市坚固了我日益脆弱的心。但只要翻开那年四月泛黄的日历，我的情绪还是会溃不成军。